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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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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你看他看我……
 
作者:安哥(原名:彭振戈)  发布时间: 2008-09-20 17:14:55
 
 


  两年来,我整理了二十年来所拍摄的底片,所写的笔记和文稿。精放了数百张照片。反复地写稿、编书、选图片,我很享受这过程。其间想起了许多往事,使我更加佩服卡蒂埃-布勒松说的话:“摄影是我的生活方式。”

  大约是在1978年以后,全国一千六百万已上山下乡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城市知识青年开始全部返城。那时广州珠江两岸出现了一幅奇景,每到夏日傍晚,岸边栏杆上或倚、或坐地排满一对一对的知青恋人。他们每对之间虽挨得很近,但互不干扰。来得晚了,就没位置了。所以,每天上班,老工人总爱与我们开玩笑说:“昨晚有没有去江边‘霸位’?”

  知青恋人们面对着江水,“叹”着江风,或喁喁私语,或唏嘘嗟叹,当然也少不了男人的“丢”声(我当时从西双版纳返城来到广州不久就听懂了这粤语国骂),还有女人的笑声或啜泣声……甚至那些外省来广州出差的人们也会慕名到江边来一睹这“胜景”。在江边人行道上,在知青恋人们的背后走过,也可感受到那一份略带苦涩的浪漫。

  我总后悔当年没有把那江边盛景拍下来,并总是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自我解嘲。

  我1979年初当了摄影记者。我知道:此前报上长期充斥着假新闻照片。我时时警惕着自己:别再骗谁了。我们这一代知青回城以后,为了抢回逝去的青春,几乎都在紧张地设计自己的未来。我想用自己的镜头,更真实地记录时代的沧桑变化,生活的酸甜苦辣。

  二十年转瞬又过了。回首当年真觉得那时野心太大了。但经过不断的采访拍摄、不断的读书和思考,总算交出了这份答卷。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经过两年的努力,我的书《生活在****时代》终于在2001年面世了。

   这些年来,我作为摄影记者报道了许多大小事件,走了全国许多地方。我虽然也不相信摄影可以完整地记录历史,但我拍下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心路历程中的一些有意味的瞬间。这些照片在拍摄的当年常常发表不了。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承受力强了以后,大家更喜欢这些真实的故事了。

  大约在1984年,我有了一部幻灯机,我常背着它到朋友家放幻灯,还曾与朋友们一起租场子卖票开幻灯欣赏会。十多年来,我放幻灯的地方包括大学的课室、老山前线的山洞、西双版纳的旅店、北京某单位的礼堂还有香港广告摄影师的影棚……这就像是行为艺术,已经成为我摄影活动的一部分。

  1995年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在张新民的安排下,我们粤港两地的四十多位摄影师聚集在蛇口天文馆。大家轮流把自己的作品用幻灯打在天幕上。那天大家都很兴奋,晚上一直聊到凌晨三点才睡。临别大家约好明年再见。1996年,宋布军拉到四万元赞助,在广东省新闻摄影协会和《人民摄影》报的支持下,我们请来了内地、香港和台湾的八十多位同行。把《羊城晚报》的招待所包下来。一连三天,大家白天放幻灯晚上聊天、争论,很过瘾。

  在这二十年的放幻灯的过程中,使我不断地整理底片,反复地推敲,并且与朋友们不断地切磋交流,使我的拍摄计划和拍摄手法不断丰富和完善。

  1988年,我在北京办影展的时候见到陕西的胡武功。我们聊起了他们编的《艰巨的历程》画册的事。他告诉我,他发现那大跃进和文革时的“假”照片其实并不假。因为照片是一个两面镜,它既记录了当时的虚假浮夸地摆布的现场;又可以从中“读”出相机背后的人的精神面貌。我也时时警惕自己,不要在照片中露出“那皮袍下面的小来”。

  1989年初,台湾摄影家张照堂与我在香港见面。他看了我的照片之后说:“我们台湾,还有亚洲四小龙等,都经过了从封闭落后逐步开放,走上现代化的过程。你把这过程拍下来了。”他虽然是过奖了,但这也确是我的初衷。

  1998年12月19日,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的纪念日。颜长江帮我编的一组我在80年代拍的照片登在《羊城晚报》上。后来,在1999年初的一天,中央电视台的《新中国》摄制组来到广州采访我。采访之后,又拉我去采访高第街。一起去找我十八年前拍过的含羞而胆怯的小贩。我们拿着报纸去找,高第街上闻讯来了一群长得很富态,手戴金戒指的中年大姐。她们高兴地传看着报纸上的照片,七嘴八舌地议论,但谁也认不出那是谁。她们都说,我当年拍的照片上的小贩的年龄、样貌和心态与她们当年很相像,那时她们刚回城,当了服装小贩很怕见到同学,还担心政策再变。其实我的照片上本来就并非要说是某个人。那些人、环境、物件都是摄影的语言符号,它们在讲述我们当年的故事。所以,我1988年办个人影展的时候,有朋友帮我起的主题词就是:“我看你看他看我……”

 
(新闻来源:艺术家提供)